往事六十五春秋
张中兴
我是哈尔滨医科大学本科二期学生，于年1月入学，时年十八岁，是个青春、健壮、又少不更事的小伙子。无奈日月飞转，岁月无情，仰俯之间，六十五年过去，“青丝”已成“白发”，步履矫健，成了步态蹒跚，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八十四岁的老头子。
回想往事，恍如昨天，怎不感慨万千。现将以往的经历，分两部分简述如下。
（1）在哈医大时的青春岁月；
（2）毕业后的经历。
１.在哈医大时的青春岁月我的童年是在抗日战争烽火连天的战乱中度过的。当河南开封即将陷落的时候，我们全家便举家外逃，开始了为期八年的逃亡生活。生活一直处于风雨飘摇、饥寒交迫之中，甚至几度断炊。年我还曾在收留孤儿的河南省儿童保育院一年，混口饭吃。所以，抗战期间，我的学习生活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时断时续，数着岁月自行“升级”的。（注：儿童保育院是在宋美龄的倡议下在各省设立的慈善机构）
抗战胜利后，回到开封，先后在两河中学、力行中学初中部读书，年秋还在国民党河南省政府的安排下，作为“流亡学生”随校迁到浙江金华竹马馆镇的山区学习，漂泊了将近一年。所以抗战胜利后，也难以安静的读书。解放之后，考入了河南知名的开封高中。在那里读书，那是我有生以来最幸福、心境最平静，认真读书的大好时光。
可惜，年爆发了朝鲜战争，美军打到了鸭绿江边，我们国家又面临着危险。作为一个饱受战乱之苦的中国人，能不义愤填膺吗？在全国上下抗美援朝浪潮风起云涌的簇拥下，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也征得父母的同意，我也响应政务院的号召，报名参加了军事干部学校，于年1月初参加了解放军，被分配到哈尔滨医科大学学习。
大约是在一天下午的两、三点钟，我们到了哈尔滨。天空阴沉沉的，微风吹着雪花，打在脸上有些刺痛。我们排着队，背着行李，由车站出来。站前广场，黄白相间的建筑群明亮、清净。广场中央，屹立着高耸的苏军烈士纪念碑，昭示着人们对二次世界大战末期为解放东北献出生命的苏军烈士永远的哀悼和纪念。
我们踏着雪，从车站广场向东南方向走去。经过霁虹桥时，迎面走来几位俄国妇女。她们面色白皙，深眼窝，高鼻梁，翘起的鼻头冻得红红的，深红色的嘴唇，映衬着蓝灰色炯炯有神的眼睛，昂首挺胸，体态婀娜，疾步行进在雪花纷飞的街道上，勾勒出一幅秀丽的人物画，更添加了哈尔滨异国风情的气氛。与国内的其他城市迥然不同，哈尔滨给人的第一印象是宽敞、恬静、舒适......
哈尔滨医科大学从霁虹桥南侧经过，沿一曼街，向东南方向走去，大约二十来分钟，就到了我们的第一个住宿地，文庙街学生宿舍。室外气温已经是零下二、三十度，一路走来，虽然身着很厚的棉衣，可是北风一吹，刮得“透心凉”，好像什么也没穿似的，冻得浑身发抖，呼出的哈气会在棉帽的帽檐上结成霜，眉毛上也结了霜，个个像个白眉毛大仙，脚也被冻得麻木了，失去了知觉。
文庙街学生宿舍是个坐南向北的大院子，东西长约四百余米，南北宽约三百来米。院内东、西两部，各有一个二层楼房，两个楼相距很近，有个过道连接起来，共计约二百多米，东西两个楼正中各有一个大门。
出了宿舍大门往东，过个路口，沿文庙街向东走约四、五百米就到了校部。校门在路的北边。门口挂个不大的，黑底金字的长方形的牌子，上面写着：哈尔滨医科大学。有一行俄文字：ХАРБИНСКИЙМЕ-ДИЦИНСКИЙИНСТИТУТ。
进门约一百来米是当时学校的主教学楼。淡黄色的两层建筑物，门前的几根大柱子，很挺拔，很有气派。窗子也很高大，室内很明亮。
学校的东侧，进一个圆拱门就是原来的文庙，是学校的东半部，已被用做校园和教室，图书馆就是原来文庙的北大殿。
当时的哈尔滨医大的校院古色古香，很漂亮。其对面，隔医院。
学生食堂在教学主楼的西北方，可容纳几百人同时进餐。当时的主食主要是高粱米，红红的，圆圆的，硬硬的，似乎还只有八、九成熟，咬起来很劲道。可惜，我们这些从南方来的学生消受不了，许多人吃后不消化，拉肚子，但又只有这种食物，而且怕别人说三道四，就只好忍着，或少吃一些。星期天改善生活，两顿饭。早饭是大米饭。当时东北的大米很好吃，蒸出来的米饭颗粒饱满，油光发亮，散发出一种清香，比现在的泰国香米还好，有点丝丝甜意，不用吃菜，也可以吃许多。
学习概况我们的基础课包括俄语课、数学、生物学、化学、物理学、解剖学、组织学、胚胎学、生理学、生物化学、微生物学、寄生虫学、药理学、营养学、公共卫生学等。
俄语课那个时候，哈尔滨的俄国人很多，是学习俄语的有利条件。我们用的俄语讲义是俄语教研组编写的。教研组成员以俄国教师为主，几乎全是女老师，也有一些中国的年轻助教，辅导文法，又几乎全是男的。
我们二期一共分六个区队，我们三区队先后有两位俄语老师。第一位俄语老师是ФЕРАЧЖАН（张月拉）。她个子高挑，身材苗条，总是面带微笑，很随和。我们跟随她学口语，从字母学起。如，老师在黑板上写出РУКА，НОГА，РОТ，НОС，ГОЛОВА等，然后带我们念，同时用手指着手、脚、口，鼻子和头，我们自然就明白了这些字的意思，同时把字母也就学会了。如此积累，由浅入深，逐步学习。积累了一些单词后，就学习些简单句子和比较复杂的句子。
有一天，老师讲到一个三、四岁的俄国孩子。说，有一次他随父母到外面玩耍，他说道：Себяпоказать，людейпосмотреть（意思是，展示展示自己，看一看别人）。小小孩子能说这样的话，很有意思，记忆至今。其次是，学到“卓娅和舒拉”的故事时，他们的母亲在纪念他们的大会上的讲话，开头就说：Товарищи,говоритьозоемненевыносимотяжело,веть，япотеряласамогоблизкогомнечеловека……（意思是：同志们，说到卓娅我心情非常沉重，要知道，我失去了我最亲近的人）。
第二个个学期，换了一位年龄较大的老师，个子略矮，胖胖的，但是很利索，虽脸上布满皱纹，却很白净，双目炯炯有神，说话很爽朗，语调好听，爱和同学们开个玩笑，是个非常慈祥，可爱的俄国老太太。我们管她叫“巴布什卡”（БАБУШКА，意思是祖母，外婆）。上她的课,一点也不累，在欢笑之中,课就上完了。记得，巴甫罗夫给青年的一封信就是她给讲解的。我估计，她出身于俄国贵族家庭，文化修养很深，是个贵夫人的样子。其实，当时在哈尔滨的俄国后裔，基本上都是俄国贵族的后代，是十月革命后移居哈尔滨的。当时我们的俄语水平已经达到可以读一般的专业书籍，进行一般会话的水平。
生物学课哈尔滨医大生物系的老师们都是些年轻人，在系主任李璞讲师的带领下，工作热情很高。教材是他们编写的，内容很丰富。从单细胞生物，到多细胞生物，直至灵长类动物。我们的生物学实验课很多，自己动手做各种解剖观察，记得清楚的是青蛙和兔子的解剖。
当时毛主席号召一边倒，方方面面都要向苏联学习。生物学方面我们还学习了红极一时的苏联列别申斯卡娅的“活质”学说。她认为，生物可以从无生物直接变化而来，声称她观察到了卵黄囊里可以自动地形成细胞。当时，她的学说甚嚣尘上，压倒一切，而维尔啸的细胞学说则认为是形而上学的，是机械唯物论，是“反动的”，被批判得体无完肤，一无是处。
另一个极端的例子是苏联科学院院士李森科的遗传学学说，具体内容记不清了，但也是喧嚣一时。
遗憾的是，这种用政治标签和大棒子压人的办法在学术上是站不住脚的，后来很快被证实，他们都是错的，是不是学术骗子，不好说。
李璞老师很年轻，很活跃，爱开玩笑，和同学们的关系很好。更爱发表意见，这在当时是很不合适宜的，他既是个才子，又是个“麻烦”，每次有什么“运动”他都是运动员。可是，总在人民内部矛盾之内。
解剖学课从年秋季开始，我们就进入了系统的基础医学课程学习。最先学习的是解剖学。从系统解剖到局部解剖，逐步进行。
解剖课以实物教学为主，一开始接触尸体标本时，看到被福尔马林浸泡过的标本，像酱牛肉似的，非常恶心，与当时的红高粱米饭的颜色差不多，因而很影响食欲，好多天都吃得很少。
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地也就习惯了。我们往往在晚上到位于大礼堂下面的地下室的标本室去看标本，将解剖标本，拿在手里，如获珍宝似地，看个不停，记忆其形态，大小，位置，忘了害怕，经常是复习到很晚才离开。
化学课哈尔滨医大化学教研室力量很强，系主任是郑仁枫教授。化学课有无机化学、有机化学、分析化学、物理化学等。化学实验教室在文庙院子里西侧的房子里。
有机化学学习到“乌龟壳”（苯环）有关的部分时，我发现，将它们进行各种拼凑和排列组合，就是各种化合物，还画了一张“联络图”，便于记忆，老师还为此夸奖过我。
分析化学的实验课较多，各种试剂加来、加去，就可以分析出所含成分，很有意思，大家也都喜欢做分析化学实验。物理化学就比较抽象，主要靠推理，演绎而成，要发挥想象力。特别是胶体化学，更是靠理解力。毕业后到军事医学科学院工作时我才感到，它对从事医学研究很重要。
生理学课与季钟朴校长当时号召向苏联学习，季钟朴校长亲自为我们讲巴甫洛夫学说。他讲课举例很多，比较形象，容易理解。他为我们讲解巴甫洛夫的治学精神和注重实验的治学方法，对我们很有启发。
季校长知识渊博，为人谦逊，待人和蔼，很受师生的尊敬和爱戴。
生物化学课我们的生物化学教材，是由王林芳老师翻译的俄文教材油印而成。基础理论部分由从北京医学院请来的丁延介教授授课。
第二阶段我们已迁至秋林公司北面奥连特电影院对面的原邮电大楼里上课，由世界乒乓球女子单打冠军邱钟惠的同父异母姐姐，刚从英国回来的邱琼云教授授课，主要是生化实验。
张致果教授教病理学张致果教授，是来自上海医学院的一个又矮又瘦的小老头，一副老学究的样子，总是穿着一身中式服装。他编写的教材基本上是半白话，半文言，既简练，又内涵丰富，就数他的病理学讲义最薄。他常说，学病理要多看病理片子，起初往往是视而不见，看多了，有经验了，就一目了然啦。这句话，至今记忆犹新。
体育课体育系主任是文进勇副教授，大约五十来岁，身体很好。他教我们打太极拳，全班几十号人一齐动作，既整齐，又好看。他在长沙湖南师范学院学习时是毛泽东的低年级同学。有时候他讲些毛泽东在学校时的情况，曾经说过毛的脾气不好。结果，种下了祸根。据说文化大革命中被认为是反对毛主席，被整得死去活来，不知生死如何。
互助组由于入学时学习程度个体差异较大，少数同学学习比较吃力。在基础课学习期间，就将学习比较好的与学习比较吃力的同学搭配起来，三人一组，组成互助小组。这个办法也不是从我们这里开始的，我们的前一期同学（当时叫老三队）多数是战斗部队调来的“调干生”，水平十分参差不齐，大概是他们参照农村互助组的办法，发明的这种组织形式。
一般在考试前复习功课的时候，互助组成员就在一起复习功课，反复地回忆，理解学过的内容，互相提问，轮流回答，以加强记忆。这个办法还有效，学习吃力的同学，经过帮助，起码可以达到及格的水平，使有些同学能够毕业。不过，这种方法不适合独立思考地培养人才的原则。互助组好像是一个学期一变。
左图后左2为本人
临床医学课临床课包括内科学，外科学，眼科学，耳鼻喉科学，口腔科学，妇产科学，小儿科学，因为我们是军事学员，还有野战外科，卫生勤务，毒理课，军事训练课等。
内科学的教科书是翻译的苏联塔利耶夫内科学，主讲的老师有倪教授、于维汉教授、刘希魁教授和付世英教授。外科学授课老师有徐敬业教授，刘载生教授，夏求明老师等。眼科学老师是石增荣教授等。儿科学教学的有季钟朴校长的夫人等。
眼科学与石增荣教授眼科主任石增荣教授当时已经七十多岁了，是个瘦瘦，干干，又瘦又高，慈祥，和蔼的老学者，很受人尊重。石教授当时是的中华眼科学会主任委员，他不仅学术造诣很深，而且非常善良。他是留日学生，当研究生时的课题是关于白内障的形成原因研究。归国后，他在医院，医院，名为“医院”。他真正是“杀富济贫”，对有钱人收费很高，而对一般人收费很低，实在困难的人免费治疗，所以解放前在哈尔滨很有名，受到广大群众的爱戴，他的事迹被广为传颂。
他教眼科学特别强调将眼病与全身状态相结合，不要孤立地看问题。
临床见习与实习现代医学是建立在现代物理、化学、生物学和工程学等学科发展的基础上的一门综合科学，实践性很强，理论知识固然重要，但由于人体的个体差异很大，在医学教育中，见习，特别是实习是非常重要的内容。学习期间我共参加了在校见习，到医院的医院的实习。
我们最先是在学校大门对面的附属二院内科见习，跟着老师学习听呼吸音和心音。特别是听有瓣膜病变的病人的心音，分辨是哪个瓣膜有问题。一开始，听不清，也分辨不出，后来听多了，也就渐渐能分开了。
我曾遇到过哈尔滨外国语专科学校的一位患急性肾炎的女学生，十八、九岁的样子，在一次感冒之后，诱发了肾炎，全身水肿，又白又胖，脸也肿了，可是没什么好的治疗办法，据说后来病逝了。青春年华，如花似玉的人就这样被病魔吞噬了生命，真是可惜，家人该是何等痛苦啊！
从二年级开始的，到位于一曼街上医院见习。上午参加门诊，记得比较清楚的有口腔科和外科。
有一天上午，外科门诊来了个青年农民，前一天夜间他走山路时遇到了“黑瞎子”（狗熊），按他们的说法是被狗熊舔了脸。实际上，是整个上颚、鼻子和舌头全没了，除了眼睛外，整个脸部缺失，是个大窟窿，样子非常可怕。后来不知如何处理，按照当时的医学水平，此人是凶多吉少，难以生存，总不能一辈子靠静脉输液维持生命吧！
值夜班后来就开始值夜班，跟着老师看病人。可能是年轻的缘故，每次值夜班之后，第二天上课就成了问题，坐在那里总是犯困，抬不起头来，一会儿就睡着了，又不敢睡，脑袋总是画曲线，非常难受。
我们还在哈尔滨道里的哈尔滨妇幼保健院参加夜班见习，整夜不能睡觉。半夜往往有先兆流产的病人，要进行紧急的人工流产和刮宫。给病人扩大宫颈时，疼得厉害，病人很难忍受，经常大喊大叫，让人既同情又无奈。不知现在是否有所改进。
内科和皮肤科见习是在道里邻近新华医院。有次来了一位麻风病人，面部就像是个雄狮，即狮子脸。大家都很紧张，怕被传染，离他远远地看着。
医院见习年夏天，我们三区队的部分同学被安排在位于吉林市靠松医院见习。医院面积很大，全是平房。无论是门诊，检查科室，各种办公室，还是病房和宿舍都在平房之内。医院里无论是领导，医务人员，后勤人员的作风，甚至洗涤纱布，晾晒绷带的情景，食堂做饭方式和饭菜的内容，都很医院的气氛，医院不同。和现在有些影视剧描写医院很像。我很怀念那种淳朴的部队作风。
我们住在一个五间相连的平房里，中间是房门。男同学，住左边两间，女同学，住右边两间，中间一间当过道，两侧门上挂个布帘子就算是房门了。除了见习，休息时间还组织我们到一些地方参观，有时还和院里的球队比赛篮球，生活内容比较丰富。
有一次还组织我们到离吉林市不远的盘医院。医院又显著不同，除了设备简化以外，医院很朴实，好像随时要出发打仗似的，随时准备着，战斗气息很浓。使我们体医院的情况。
医院见习年秋，学校安排我们一行二十余人到北京医院实习。解放初期医院被军队接管，医学院院长是周长庚（后任军事医学科学院政委），医院的院长是我军卫生战线上的知名模范丁志辉（后任医院院长）。年秋医院交回地方，归国家卫生部领导。
医院历史悠久，专家云集，历医院之一。解放后依然延续着过去的管理制度，医疗水平高，医疗作风好，在全国享有盛名。
院内有许多知名专家，如：内科有张孝骞、邓家栋、张安、张学德、朱俊卿、黄宛、方圻等；妇产科有林巧稚、葛秦生、宋鸿钊；普通外科有曾宪九、吴蔚然；泌尿外科有吴阶平；胸外科有吴英恺；整形外科有宋儒耀；神经内科有许英魁；；儿科有周永康；眼科有张晓楼；耳鼻喉科有张庆松；生理系有张锡钧；生物化学系有刘世豪；药理系有周金黄；病理系有胡正祥；微生物系有谢少文等。这一连串的名字就足以表明当时医院的水平了。他们共同的特点是治学严谨，学识渊博，医术精湛，最突出的是医疗作风好，医德高尚，对病人关心备至，对下级栽培，爱护，但要求很严格。
妇产科见习我们被分成若干小组，轮流到各科实习。
我们小组最先到的是妇产科。在那里耳濡目染了林巧稚大夫的所作所为，深受教育。林巧稚是位学识渊博、医术高超、医德高尚、誉满天下的医生。她对学术精益求精，对病人如亲人，对下级要求严格，也关心备至。
妇产科每周四下午举行病例讨论会，由实习医生报告病例和初步意见，住院医生报告诊断，主治医生补充说明。而后，依次询问副教授、教授们的意见（当时有连利娟、姜梅、宋鸿钊、葛秦生、唐敏一等高级医生参加），并陈述理由。对于提高学术水平非常有益。倘若哪位医生回答有错，无论你是实习医生，或是教授，林大夫都会和颜悦色地，但非常认真指出你的错误，并进行耐心的讲解，一视同仁。说明林大夫治学的严谨和对下级的严格要求与精心培育。
尤其令人难忘的是，林大夫对产妇和病人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爱护。她每天查房，逐一询问病情，问要求，问感受，问困难。她当年55岁，病人好像都是她的女儿。渊博的知识，丰富的经验，高超的技术，真诚的关爱，这样的医生，岂有治不好病的道理。先不说诊断、手术，仅仅是爱护和关心已使病情好了许多。
有一天，我“负责”的产妇临产，估计可能是难产。林大夫知道后，就不下班了，其他人也跟着不下班，这是林大夫的习惯。有疑难病人，她就不下班了。大概是夜间十一点左右，产妇产下一个婴儿。婴儿较大，浑身是一层厚厚的胎脂，又光又滑，我虽然手大，也差一点掉下来，很紧张。你想啊，二十来岁的小伙子，第一次做这种事能不紧张吗？
更严重的是，婴儿娩出后，不哭，就是不呼吸，拍打屁股也没用。因为是我负责接生，情急之下，就用导尿管，吸婴儿口中的羊水。将导尿管的一头插入婴儿口腔内，另一头含在嘴里，用力吸，也许是紧张的关系，用力过猛，一下子把羊水吸到自己口腔里了，羊水淡淡的，有股咸味，弄得我手忙脚乱，不知所措。站在身边的林大夫忙说，没关系，没关系，谁都有第一次嘛。我将羊水吐干净，先处理婴儿的事，再去漱口。这个女孩如果活着，也是六十岁的人了。而我也是喝过这种特殊“洋水”的人啊！不过，我估计，喝过这种“洋水”的人恐怕不止我一个，很多人都有第一次嘛，当然啦，第一次不一定都喝羊水。
在妇产科实习时，曾见到过一位绒毛膜上皮癌的患者，二十来岁，中等身材，皮肤白皙，浓眉大眼。她因产后胎盘剥脱不全，留下了祸根。当时对这种病还，没有什么好办法，主要是用一些激素之类的，所以人显得白白胖胖的。她人长得漂亮，性格温和，医护人员都喜欢她，对她特别照顾。我们都知道，她的癌症已经多处转移，活不了多久了，但还是希望奇迹的出现。遗憾的是，有天下午她突然腹内大出血，不治身亡。她的丈夫哭得死去活来。年轻的生命就这样消失了，医务人员也都很难过，盼望着早日研究出治疗这类疾病的方法。
近年来每当看到或听到一些医生的不良表现，甚至是恶劣的行为时，就异常愤慨，自然而然地会想起林巧稚、邓家栋、张孝骞、许英魁、张晓楼（我国砂眼疫苗的创始人）等，这些学问渊博，医术精湛，医德高尚的老前辈。
神经内科在神经内科实习时我负责过北京机场一位名叫孙登科的地勤战士。他的症状是半身失去知觉，表现为从人体正中一刀切似地分为两半，左半身一点知觉都没有，用针扎，用热水刺激，都没有反应，而一过中线，立即反应灵敏。这不符合神经分布的情况。再加上他有些神经质，诊断为癔病，即常说的歇斯底里，是精神病，而不是神经病，决定按精神病治疗，用暗示的方法诱导他。具体办法是每天给他缓慢地从静脉注射50毫升葡萄糖酸钙溶液，边注射，边说：“注射后全身有种发热的感觉”。他回答，有这种感觉。接着就说，连续一周就好了。如此这般，我每天给他从静脉非常缓慢地注射葡萄糖酸钙溶液，每次都重复着同样的话。一周后，果然他的病好了，知觉全部恢复了。这件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如果活着，估计他如今也七十多岁了。
内科实习在内科实习时，对每一位新入院的病人，实习医生必须书写全套病例，包括做完常规的化验检查。病例要非常详细，包括已有症状和无症状的各个系统必须问到，无论阳性或阴性结果都必须写清楚，说明你考虑到了，以防止遗漏问题，最后写出自己的初步判断。一个病人入院，完成这一套大概需要两个多小时。当时最怕晚间十一点左右来病人，一忙乎就到下半夜了。不过，那时北京的治安情况很好，夜里一、两点钟从协和东门出来，穿过米市大街，到位于新开路的学生宿舍，即使是一个人行走也毫无问题，大街上静悄悄的，很安静，失去了白日的喧嚣，一个人步行其间是一种难得的宁静与舒畅。
我还曾管理过一个发烧的女病人。三十余岁，身材高大，壮实，不知何故已经发烧一周左右。她入院时浑身皮肤发红，发烫，体温甚高。检查各个系统，均未发现问题，不能明确诊断。用尽了当时可能利用的一切降温手段，就是高烧不退。先后请了各科的知名专家，包括传染病专家张学德教授，都说不出是什么问题。大概病人又发烧一周左右，突然在一天中午，不治身亡。迄今我都不明白，她患的是什么病，为什么高烧不退，死因又是什么？
外科实习外科实习一是参加查房，看病人，二是参加手术，或在旁观看，或上台当助手，拉钩。
有一次在一位姓赵的主治医师的带领下，在门诊给一个病人做大隐静脉摘除术。手术由赵老师主刀，我有时也动一下手。大概上午十一点半手术完毕，就回学生宿舍吃午饭去了。下午上班，护士长告诉我，那个病人，还未走出院门就突然因手术野大出血而立即回到手术室急救，打开缝合的创口，重新进行结扎，并收进了病房。
当时协和的胸外科由吴英恺教授领导，他在黑山扈医院（医院的前身）。我们每天早上很早起床，到病房给病人量血压，或者抽血，送检，做化验。平日里主要是参加病例讨论和到手术室参观手术，顶多做个拉钩的助手，用力把皮肤拉开，让术者看得更清楚。当时吴英恺的主要助手有黄国俊、邵同方、张大为、李功宋等人。后来这些人都成了我国著名的胸外科专家。
当时，曾在朝鲜战场上击落多架美国飞机的空军战斗英雄赵宝桐因病住院，可能是做了个肺部小切除。人民日报的知名记者金凤常采访报道他，日久生情，已处于热恋之中，经常去看他。赵宝桐打敌机是英雄，但在病房里就不那么英雄了，手术之后，因创口疼痛经常当着金凤的面，哼哼唧唧的，十足的一个大男孩，很有意思。
生活掠影在哈尔滨医大学习期间，我们的文体生活是比较丰富的。每个区队有生活干事、文娱干事和体育干事，负责组织大家的文体活动。
在上基础课期间，通常在周六的晚上，在学校的大食堂里举办舞会。我们男同学多数来自河南、湖南的一般家庭，而女同学多数是来自上海和武汉。所以，男同学中鲜有会跳舞者，而女同学多数会跳舞。我们那时就像个大家庭里的兄弟姐妹似的，关系融洽，无拘无束。每逢周末，往往是女同学叫男同学一起去跳舞。我们说，不会；她们说，不会，我们教你。就这样，男女同学就到了跳舞的地方。一开始，男同学多数笨手笨脚，身体也是硬邦邦的，不灵活，更谈不上什么舞姿优美了。但，时间久了，在“老师们”的耐心指导和带领下，就有所进步，什么华尔兹，慢四步等等也就学会了一些。不过，那时的舞蹈比较正统，基本上是交际舞，不像现在花样翻新，名堂多。
初生牛犊不怕虎黄河大合唱年春节，学校组织全校的春节联欢晚会，各个年级、各班级轮流上台演出。我们区队不知何人提议，要演出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大家也都赞成，全班同学悉数参加。男同学唱《河边对唱》，女同学合唱《黄河怨》，其他是全区队合唱。大家都非常卖力气，虽然水平不高，却也一气呵成，演出有声有色，博得了全场的热烈的掌声，我们都很自豪。
看电影和京剧学校也时常为我们安排些其他文娱活动，如看电影，看演出，参加联欢活动。
我们常到兆麟电影院和奥连特电影院去看电影，印象比较深刻的有《白毛女》，《钢铁战士》，《两家春》，《列宁在十月》，《保尔柯察金》，《静静的顿河》，《夏伯阳》，《幸福的生活》，《美丽的阿西里莎》等。
《两家春》是一部宣传婚姻法的电影。说的是旧式婚姻，十一、二岁的一个小男孩娶了个十八九岁的大媳妇，像个大姐姐带个小弟弟，尽出笑话。他媳妇和一个大哥哥谈恋爱，他不明白，而且还帮助传递信息。女主角是秦怡演的，很好看。
《静静的顿河》和《幸福的生活》中关于哥萨克汉子的描写，入木三分，活灵活现。《幸福的生活》中的哥萨克男子汉格利高里，脾气暴躁，倔强而又能干。影片中“你从前是这样，现在还是这样，草原上的鹰，勇敢的哥萨克，为什么，为什么又前来相会，打破了我的平静？”描述了一个女子对倔强，桀骜不驯，精明能干，大公无私的男子汉的爱慕和抱怨，这段唱词许多人都会唱。燃起了人们对苏联人民的爱慕和向往，想象着他们生活的美好景象。
《美丽的阿西里莎》是描写美丽的仙女与英雄人物曲折、浪漫的爱情故事。其中关于仙境的描绘非常优美，神秘，迷人。不像今天的一些电影除了爱得死去活来，床上镜头，低级趣味；就是打打、杀杀，血淋淋的场面，令人毛骨悚然，还有些宫廷戏说戏，宣扬的是如何勾心斗角，害人害己。只顾争取票房价值，宣扬一些乌七八糟的东西，乱人耳目，腐蚀灵魂。
由于学习紧张，没有时间看小说，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几乎是人手一册，并且是认真地阅读。保尔·柯察金钢铁般的意志和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深入人心。他那句关于人生价值的名言，几乎人人都能背诵，并引为座右铭。
当时常有苏联等国的歌舞团来华演出。哈尔滨俄国人多，自然是他们必到之地。我们在哈尔滨农业大学的大礼堂看过苏联红旗歌舞团、苏联芭蕾舞团和罗马尼亚国家歌舞团等的演出。苏联功勋芭蕾舞艺术家乌兰诺娃的表演，动作的娴熟，优美，干净，利索，非其他演员所能企及。
哈尔滨有个俄国人办的音乐学校，相当于我们的音乐学院附中，学生是些十来岁的孩子，我们曾到他们学校联欢，大家唱些苏联歌曲，一起跳集体舞。俄国的小孩子个个长得都很精神，标致，机灵，活泼，而又温文尔雅，很有礼貌。男学生穿的黑色小西服，扎个领带，既精神又绅士，女孩子穿白衬衫，蓝裙子，扎两个小辫子，很优雅，楚楚动人。我们去时他们总是热情地在门口列队欢迎，欢送。
体育活动我们的体育活动也很丰富。在繁忙的学习生活中，每天下午必有一小时的体育活动时间，到操场打太极拳，打球，做体操。有时还进行各种体育比赛。到了冬天，就到溜冰场上学习滑冰。有了一定基础之后，就到当时哈尔滨最大的一个滑冰场上去滑冰。你追我赶，也很热闹。时常有人摔倒，引得大家哈哈大笑。
暑假生活我们是军事学员，过的是军事化的生活，虽有寒、暑假，但通常都在学校度过，鲜有离校回家者。所以到了假期，就组织我们一些活动。
有时候我们到哈尔滨著名的松花江畔对岸的太阳岛去玩耍那时的太阳岛没有今天这样繁华，只有几栋小楼。围绕太阳岛的是松花江的支流，水不深，可以游泳，沙滩的沙子很细，可以在那里晒太阳。在沙滩上总能遇到许多俄国人，三、五成群地在那里吃野餐，晒太阳。男的只穿一条短裤，女的也顶多是多一个乳罩而已，比比基尼还比基尼，但他们都很自然。他们皮肤白皙，太阳一晒就红红的，可能是日光性皮炎。
有时候在周日下午晚饭后，我们会约上三两个要好的同学，到江边去，租条小船，划船到对岸的太阳岛上去玩。一般是下午五点钟左右去，划到对岸，玩一会儿再划回来。这时太阳照在江面上，波光粼粼，闪闪发光，夕阳西下，伴着天边一抹红云，在大好风光里，泛舟江面，令人陶醉。那时年轻，胆子大，不知道什么叫害怕，从未想过会有什么危险。
隆冬时节在松花江畔，还有一种活动，叫做“滑爬犁”。从江岸高高的木头台子上，两个人趴在爬犁上，手扶前面的操纵盘，被人一推，从几十米高的木制冰道上以接近自由落体的速度，俯冲下去，越滑越快，到了接近江心时，已经非常快了。一般初学时，非常紧张，刺激。熟悉了，就很享受了。我们常常是一个男同学带一个女同学，吓得有些女同学大喊大叫。
年暑假，学校组织我们到一个叫做“帽儿山”的地方去度假。坐火车大约一个多小时，到了一个小镇，住在当地一个小学的教室里。组织大家上帽儿山，从山沟里走，往山顶上爬。在山顶上玩耍，唱歌，吃午餐，大家都很高兴。
朝鲜停战年7月28日早上，正在吃早饭时，喇叭里突然大声广播，7月27日朝鲜交战各方在板门店签订了停战协议。大家都很兴奋。
毕业考试结束在医院的实习后，年夏返回哈尔滨。这时位于沙曼屯的新校舍已经落成，我们住在学生食堂前面黄色三层楼里。宿舍条件已鸟枪换炮了。不过，住在阿什河街宿舍时，睡通铺，打地铺，一个房间住三十来人，每人铺位宽约70--80厘米，人挤人，倒也亲密。
这时的主要任务是复习功课，准备考试，时间大约一个月。并非学过的各门功课都考，只考内科、外科和哲学。因为我们是军事学员，卫生勤务是必考的。
毕业分配毕业考试之后有段时间进行毕业教育，主要是要求大家做好思想准备，服从组织分配。这一点，对绝大多数同学来说，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当时，志愿军尚未从朝鲜撤军，东南沿海情况依然紧张，大家响应号召，纷纷贴出大字报，表示服从组织分配，到朝鲜去，到东南沿海去，到基层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在思想动员之后，毕业分配开始了。一天上午，在办公楼后面那个最大的阶梯教室里，开始了毕业分配工作。先是总后勤部派来的人员讲话，肯定了大家五年多来的学习和进步，感谢了学校的精心培育，表扬了大家服从组织分配的态度。最后，宣布分配名单。从到志愿军的开始，依次是各军区，各兵种，军医大学，北京医院等。几百个人的名单几乎全部念完了，还没有我的名字呢？是漏掉了吗？还是出了什么问题？非常着急。最后才宣布到上海的军事医学科学院的同学名单，其中有我，一颗悬着的心才落了地。
授衔仪式与毕业晚宴离校前的一天晚上，在学生食堂，举行授衔仪式。可能是当地部队的一个级别最高的领导，代表总后给大家授衔。基本上是授予（技术）中尉军衔，全期同学只有两个上尉，据说还有两个少尉。
授衔仪式后是毕业宴会，也是入学五年多以来唯一的一次宴会。十人一桌，大家唱歌，谈笑，共饮，叙说五年多以来的同学情谊，彼此互道祝福，互相鼓励，感谢祖国、人民对我们的培养，教育；感谢母校老师们对我们的谆谆教导。
２.毕业后的经历年夏天，毕业分配之后，分配到军事医学科学院去的同学就一起乘车去上海到军事医学科学院去。
我们一到上海，立即到军事医学科学院报到。安顿好住处之后，第二天就到院办公大楼里去见领导。接见我们的是副院长，外科专家沈克非教授。
军事医学科学院是年针对美国在朝鲜的细菌战而创建的，院址在太原路号。工作是一切服从这是分配，叫干啥，就干啥。
我被分配到方允中教授领导的小组工作。方教授手下原来无助手，对我们新分配去的大学生很重视，教我们从如何清洗玻璃器皿等最基本的操作做起。他还手把手地教我如何校正天平，此情此景，至今难忘。
做科研工作，必须查阅参考文献，不懂英文是不行的。第一天临下班时，方授给我一本英文书，指定其中的一篇，要我晚上尽量地翻译。我已五年多未接触英语了，只好硬着头皮接下，晚上抱着字典，一句，一句的啃，倒也啃下了两页。第二天就交差了，可能是错误百出。
自那以后，我就下决心学习英语，一点一滴地啃。文法方面，就死读张道真编写的《实用英语语法》。但，还是有些句子不明白。如“Thebetter……,thebetter……”等句型，怎么也弄不懂，我就反复地读，读来读去，终于明白了，“越是如何……,就越是如何……”等等。就这样，在无任何辅导，无任何参考资料的情况下，经过一番努力，过了两、三年，终于可以比较快地阅读英文专业文献了。
我做的第一个实验是用凯氏定氮法测定样品中的蛋白质含量。有一天，有个实验用了氰化物为试剂，晚饭后，清洗器皿时，同组的赖业馥同志怕我不小心，氰化物中毒，就托故不离开实验室，直到九点多钟，我将东西全部洗完后，她才离开，非常感人。
年冬，上海的天气又潮湿，又寒冷，我们实验室里没有暖气，还要经常洗玻璃器皿，很快双手都生了冻疮，手指腫起来，紫红色，手背还有小的溃疡。当时实习研究员没有桌子配备，看书，写字就在实验室靠窗台的边台上，越坐越冷。
方允中教授很重视对我们的培养。年春，在我院南边岳阳路的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为第一批研究生开办生物化学讲座，每周有几个上午在小讲堂里讲课。方允中教授为我争取到一个名额，旁听他们的讲课。
老师们都是当时生化界非常有名的教授，如王应睞，曹天钦，邹成鲁等。他们都是刚从国外回来，所介绍的内容都是最新进展。
在北京医院进行临床实习，又在全国著名的中科院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聆听讲课，使我大大地开阔了眼界，得益匪浅。
年，我国派了个庞大的军事医学代表团访问苏联。他们在苏联参观了许多军队和地方的医学单位，和苏联专家进行了广泛的交谈。代表团访苏的成果之一就是仿照苏联军事医学科学院的模式，在年对我院的组织结构进行了改革。将原来的许多系按研究范围组合成若干个研究所。王成发是我们第四研究所的所长。
有一次老红军副院长潘世征到我系里来，他是一位老红军，长征时才十来岁，在长征路上，被左倾路线定为谓的AB团分子，绑在路边，等待杀头。恰巧，任弼时从当地经过，看到了他，问，为什么要杀他。别人说，他是AB团成员。任弼时说，小小年纪，什么AB团，不AB团的，放了，放了，就这样他捡了一条命。
他很诙谐，爱讲笑话。有一次，不知什么缘故，谈到婚姻问题，他说：“婚姻，婚姻，就是昏头昏脑的原因。婚姻二字偏旁都是个女字，说明女人是使男人昏头昏脑的原因”，引得哄堂大笑。
整风运动年春天，党中央决定在全国开展整风运动，号召大家大鸣大放，给党提意见。人们敞开心扉，言无不尽地放了起来。在一些文化单位，更是热火朝天，如火如荼。有许多人提出体制问题、制度问题、管理问题等。还有人提出教授治校，专家治院，罗隆基等人甚至提出政治设计院等。
后来，事情闹大发了，出乎了预料。有一天，人民日报突发社论：“这是为什么？”。对罗隆基、章伯钧等人提出的“政治设计院”等问题发起了猛攻。言辞犀利，认为他们是想要推翻共产党的领导，要变天，劈头盖脸的打了下来。弄得大家一头雾水，莫名其妙，不知如何是好。本来是一次整党运动，却就此夭折了，变成了“反右派斗争”。不知整党的初衷是什么，后来却再也未能补上这一课。
劳动锻炼年反右派之后，开始了干部下乡劳动锻炼运动。我院部分同志被分到上海浦东金家桥一带的农业合作社里劳动锻炼。我们分在金桥乡金巷社劳动。
金家桥在上海浦东与川沙县的中间，现在的上海浦东金融区的所在地。金巷社位在通往川沙县公路的道路旁。农业社的规模相当于后来人民公社的一个大队的规模，一百多户人家，分成若干小组，每个组十几户人家。
当时要求我们与当地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我在一个叫杨鼎义的的初中生的家里吃饭。他父亲在市内做工，家里有母亲和一个妹妹。四口之家，相当于中农的日子。上海郊区农村基本上都是这种结构的家庭，“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没什么特殊原因，小日子过得都很美好。
我们是在春节之到的，没什么农活，就修水利，挖河泥，疏通水渠。每天站在一人多深冰冷的河水里，用长方形铁锨将泥巴撂到岸上。一天下来，腰酸背痛，四肢无力，像散了架子似的。更何况，当地的习惯，早、晚餐喝稀饭，中午吃米饭。没过多久，一个个瘦了一大圈，一副营养不良的样子。但，又不敢叫苦。有个叫陈仁惇的上海同事，有时周日回市内时带些饼干来偷偷地吃，不知被哪位积极分子看到了，揭发了他，还挨了一顿批评。
我们干的第二种农活是插秧。春季雨水多，秧苗长的壮，我们就跟着他们学习拔秧苗，插秧。插秧要弯下身子，高个子尤其弯得厉害。往往是，她们每人插六七行，我们插两三行，但插着，插着，就被她们远远地甩在后头，包围了起来。堂堂五尺男子汉，总是落后，真不好意思。就这样一天下来，腰如同断了一般，实在难受。
收割完早稻之后的活是种棉花，要把培育好的棉花苗，一棵、一棵地挖出来，连根按一定距离移植过去，这个活不累，但，我们干的却是累活。要从远处的池塘里挑水，给新栽的棉花苗浇水。她们的桶很大，桶口很粗，一桶水大约有五、六十斤，每天一开始还行，挑上一会儿，肩膀就痛起来了，扁担放在上面就疼，只好咬着牙，忍耐着干下去，不能叫苦。
有时候我们还挑着担子到金桥镇去卖些时令青菜。我们去卖菜起得很早。站在路边，吆喝着，卖菜啦，买菜啦！
为了给土地增肥，我们常到市内院本部的动物房里去拉大白鼠粪便。白天不让三轮车上马路，就晚上骑着三轮过黄浦江，进城，到院里，把粪便装好，第二天早早起来，在五点钟以前在延安东路的黄浦江渡口过江。
浦东的语言与上海市内有很大不同。我刚到那里，房东讲话我听不懂的。每天下午收工回来，老大嫂经常问我的一句话是：“侬撒都，弗撒都”。我不懂，但次数多了，就慢慢琢磨出来了，意思是，你累不累。就回答她：“弗撒都，弗撒都”。意思是，不累，不累。我发现，当地人说话有些用词很特别，例如，妻子管丈夫叫，“大官人”（发音是：duguanning）,丈夫管妻子叫“小娘子”（发音是：xiaoniangzi），和《水浒传》中的称呼是一样的,有点奇怪。后来看书，得知，上海人有一部分是宋代由北方迁移过去的人的后代，所以有宋代遗风。
过了一段时间，由于劳动强度很大，营养又跟不上，一个个瘦的很明显，院领导下来视察时，见此情况，决定自办食堂，请当地人做饭。中午和晚上都可以吃到大米饭了，还有点素菜。当时二十来岁，劳动强度又大，所以很能吃，中午往往能吃三大碗，比今天一天的饭量还多许多。
春节结婚年还有一件重要的事，就是在春节期间结婚。年三十晚上我到了院分配给的结婚用房——高安路25号一栋小楼里。一楼，二楼住的是副院长，我国生理学界的元老蔡翘教授。三楼是上海人叫做的“亭子间”。房间的房顶是由中央向两边逐渐变矮的。一进门，高度与其他房子无区别，但向边上走，越来越低，以至于到抬不起头来。三楼有几间这样的房间，我们住一间，另外还有一家。
我们的婚事很简单。在春节的上午，在上海凤阳路的第二医院借了个小会议室，有一张长方形的桌子，周围摆些椅子。买了些花生，瓜子，糖果之类的东西，备上几壶茶水，请了当时在上海的一部分同学，简单地说几句话，大家表示祝贺，终身大事，就这样简单而隆重地完成了。会后，有几位同学随我们到住处去看了看。
年春军事医学科学院由上海迁至北京太平路11号（现为27号）。大概是6、7月份，在上海金桥乡劳动锻炼的同志的劳动日期未满，而院里却通知我们，要求一部分人员提前到京报到，其中包括我。
军事医学科学院迁京后，已将原来的一些系改组为几个研究所。我们的所长是原来的系主任王成发。我已不在方允中教授领导的组内工作，而到王所长领导的研究室里工作。
（待续......）
编辑：谢舒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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